大学毕业前，我在学校的档案室里看到一排排整齐摆放的档案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们不断累积、变厚，仿佛在生长，拥有了自己的生命。而在这些纸张和记录的堆叠之下，个体的身份被定义、被确认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，档案成为了个体的替身。

如果我要证明自己存在，我需要出生证明、身份证、户口本；如果我要证明自己接受过教育，我需要录取通知书、毕业证、成绩单；如果我要证明自己拥有一段长期的关系，一张结婚证书便成为法律上的认证。这些档案在塑造我的同时，也在定义我的社会身份。它们不仅记录了我的过去，也成为了“我”的另一种存在形式。某种程度上，它们比我的肉身更具有“合法性”——我的生平被它们所存档，我的社会身份被它们所承认，那么，当这些档案消失，我是否才能真正“活着”？

米歇尔·福柯（Michel Foucault）在权力与知识的讨论中指出，档案不仅是信息的存储工具，更是权力运作的机制。它决定了哪些信息被记录，哪些身份被合法化，而哪些则被忽视、遗忘。雅克·德里达（Jacques Derrida）在《档案热》（Archive Fever）中进一步提出，档案既是记忆的存储，也是遗忘的工具——当某些信息被归档，另一些信息便被抹去。这种“被选择性记录”的机制，使档案不仅仅是对个体的证明，更是对个体的塑造。

另一方面，罗兰·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在《明室》中指出，照片的本质是“时间的冻结”，它既证明了过去的存在，也意味着死亡的开始。同样地，档案也具有这种悖论性——它记录个体的生命轨迹，却也让个体被“固定”在文件之中，成为静态的符号。这让我想到中国传统祭祀中的“纸马”：它并不是真正的马，但在仪式的语境下，它代替了马的功能，成为亡者世界的坐骑。同样地，档案并不等于真实的个体，但它在社会制度中代替了个体成为存在的凭证。

我的摄影作品希望探讨这种身份的“被归档”以及档案对个体存在的象征性塑造。通过将档案与身体、影像、纸张、火焰等元素结合，我试图思考：如果档案是个体身份的替代物，那么当它们消失，我们是否才能从被定义中解脱？档案的局限性是否构成了一种“审美误差”，使得真实的个体与被记录的身份之间永远存在偏差？在数字化时代，档案如何从实体变为数据，而个体的身份又如何在被归档的同时，逐渐丧失其独特性？

在当代信息社会，我们的存在越来越依赖于档案系统，而这一系统既给予我们身份，也限制了我们的流动性。我希望通过影像语言，探索档案如何成为个体身份的“第二生命”，以及它如何在权力、记忆、死亡之间构建起一座隐形的桥梁。